高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要脚踏实地、淡泊名利、勤奋求实、开拓进取。这是我的座右铭，也送给所有的学子。

70年前的1951年，汪懋华从广东省梅州专区兴宁县集体出发到广州参加全国高考招生统考，40多个同学一路同行，先坐车，后坐船，300多公里的路，他们走了两天。从此之后，他走出广东，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70年后，已经89岁的汪懋华，还想再去参加一次中学的校庆，那个当年他走出的母校，已经115周岁了。

6月7日，89岁的汪懋华回忆高考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走了两天去赶考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当年你读书的中学是什么样的？

汪懋华：我出生于广东梅州的兴宁县城镇，在兴宁县第一中学读书至高中毕业，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新式中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在高二读书的时候，我被选为兴宁一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唯一的学生委员。1951年7月，我高三毕业，参加了高考。当时整个广东省只有一个高考统考城市，在广州。我们兴宁县学联组织我们集体去广州参加高考，因为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学生委员，所以指定我组织40多位学生一起出发。

新京报：从梅州到广州，当时是怎么去的？

汪懋华：从梅州到广州，距离大概有375公里，但当时没有直通车，我们40多个人雇了两辆没有车篷的卡车，坐了12公里，到了东江边的老隆县，又雇了一艘船，沿东江一直到广州长堤上岸。船不是机动的，靠人力撑桨，夜里也不休息，走了一天半，加上之前的坐车时间，一共用了两天多。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广州？

汪懋华：7月下旬，比高考的时间早几天，因为报名也在广州，去了以后要先报名，分配考场，之后才能参加高考。

新京报：到广州以后直接到考场吗？

汪懋华：要先住宿。那时候我们都很穷，住不起旅馆。所以在出发之前，我们就想办法联系上了省学联，省学联答应为我们解决住的地方，还答应在码头接我们。结果我们到码头之后，没找到接我们的车，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广州的具体时间，也在等我们到达广州的消息。我们给他们打了电话，很快就来车了，省学联把我们40多个学生安排到中山大学第四附属中学的图书馆里住。那个图书馆是一栋两层大厅的老楼，学校把一楼大厅的书全都搬到二层，腾出一层给我们住。我们自己都背着席子，40多个男女同学靠墙铺好席子，挂起蚊帐就住下了，吃饭则是找了一个兴宁老乡在广州开的饭馆，他管我们一日三餐，一个月9块钱，这个价格挺便宜，算是照顾家乡的学子了，只是离住的地方比较远，走路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就这样，从报名、考试，等放榜，我们在那里一直住了1个多月。

出门了就没有回头路

新京报：住那么久，是因为回家不方便？

汪懋华：从家里到广州不容易，回去更不容易，不可能考完后回家，放榜的时候再来一趟，各种条件都不允许。事实上，我从家里出来考大学，连回家的钱都没有的，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兴宁老家是在1957年，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没有回头路可走。

新京报：当年的高考都考哪些课程？

汪懋华：就考4门课程，语文、算术、政治、物理，每一门满分100分，我大约记得，我考得还不错，在当时一起去考试的同学中，我的成绩应该在前列。

新京报：当时你的同学中，考上大学的人多吗？

汪懋华：基本上都考上了不同类型的高校。我初中时曾同课桌的王佛松，考入了武汉大学，毕业后也被选去前苏联攻读研究生学位，后来回国到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

当年从梅州兴宁县到广州参加高考的部分同学，前排左二是汪懋华。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能讲讲当初报志愿的故事吗？

汪懋华：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有三个招生方向，分别是南方大学和中原大学，还有一个是全国统一招生。放榜也是先后三次，南方大学最早，中原大学其次，统一招生放榜最晚。我们当时都在广州等待放榜。第一次放榜的是南方大学，大部分同学都被录取了。那个时候，一旦入学，就不用担心生活问题，吃住都是学校包，对我们这些贫家的学子很有吸引力，最终大约有10多个同学去报到了。剩下的其他同学有的不想去，有的想多个选择，还在等。第二次放榜的是中原大学，又有多个同学被录取去报到了。这两次发榜，都有我的名字，但我一直在等，我当时对自己的成绩挺有信心，而且我想去北京读大学，所以一直等到第三次放榜。

新京报：当时你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是你最想去的学校吗？

汪懋华：在去广州考大学之前，我们中学的团委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考大学想报什么专业志愿，我说想报机械工程专业，因为我的算术、物理都学得很好。但团委书记跟我说，我个子矮，当时还没车床高，去了学校，要操作车床，怕是很费劲。所以他劝我换个专业。当时我就想，不报机械工程专业，报什么呢？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里面有联合收割机在大农场收获作物的场景，场面非常壮观，我就想着，我也学这个，以后把中国的农业也变成这样，所以就报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机械化专业。

北上之路，火车也要坐渡轮

新京报：出门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你是怎样到北京上学的呢？学校承担路费吗？

汪懋华：路费要自己出。录取以后，要去北京，没有路费，就跟家里说，但家里也很困难。我家里四口人，我和妹妹、母亲，还有一个半瘫痪的奶奶，全靠我母亲做手工养活，没有能力提供路费，是我的堂兄弟们，你10块他5块的，给我凑了30块钱路费，才买了火车票去北京上大学。

新京报：到北京用了多长时间？

汪懋华：两天。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走到武昌，整辆车开到船上去，船拉着火车开到汉口再上岸，接着往北开，整整两天，才到了北京。

新京报：大学里的情况，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汪懋华：不一样。我是9月3号到达北京农业大学入学的，当时北京农业大学在公主坟以西的罗道庄。报到之前，我想着，到了大学，一定能看到很多拖拉机、大型的联合收割机。但实际上，整个校区只有一辆福特小型拖拉机，也没有车间、车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上两届学长，也就是1949年和1950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系的，一共29人，都在东郊的一个名叫“华北农业机械总厂”的地方上课，那里有一些苏联来的拖拉机，总厂里的技术人员给他们讲课。

新京报：作为南方人，初到北京有什么感触？

汪懋华：从广东到北京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小包、一个小箱子，几乎没什么行李。入学以后，很快天气就转冷了，但我没有棉衣、棉被，也没有毛衣。事实上，我拥有第一件毛衣，是工作以后的事情了。冷了以后怎么办呢？买新的不现实，没有钱，当时一位北京同学，带我到宣武门附近一处卖旧衣物的地摊，在那里花了10块钱，买了旧棉被、旧棉袄，那个棉被实在太旧了，买回来半个月，就被我蹬碎了，那也得盖啊。

新京报：70年后，再回忆当初的高考，有什么感触？

汪懋华：中学是打文化和科学知识基础的时候，大学则是选择人生专业发展方向的阶段。中间的高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要脚踏实地、淡泊名利、勤奋求实、开拓进取。这是我的座右铭，也送给所有的学子。

人物简介：

汪懋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1932年11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州专区兴宁县。1951年夏天集体到广州市参加高考，考入原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系本科。